晚清，國門被西方列強打開。那時候科舉還沒有被廢除，有事沒事國人還喜歡考考試，西方人除妄想一打開大清國的國門，就讓他的國人一切聽從指揮，比如諸事來場民主選舉，別浪費那麼多筆墨紙硯，考來考去。

　　任那些洋人把西方的政治選舉說得天花亂墜，大清國的良民們也不為所動，我考我的科舉，你選你選舉，咱們井水不犯河水。

　　但總會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人。晚清時的上海，自開埠以後，受西洋文化的影響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，都有開風氣之先的舉措。洋人洋事見得多瞭，西餐也吃瞭，四輪馬車也坐瞭，回力球也玩瞭，洋涇浜英語也會講，買辦也會做，那麼投票選舉也就沒什麼不敢試或不肯試的瞭。

　　投票選舉啥呢？選美女。晚清時的上海，相比與當時的中國其他地區，要繁榮娼盛一些。經濟一繁榮，娛樂業自然而然也就跟上去瞭。當時的上海，妓*女多，文人多，洋人多，小報多……總之，是個經濟繁榮，生活內容豐富，但同時國恨傢愁也無處發泄的城市，憋不住的文人名士們，開始主持起妓*女評花榜活動來。

　　首開花榜的是晚清譴責小說的代表作《官場現形記》的作者李伯元。李伯元，名寶嘉，別號南亭亭長，生於世宦之傢，他祖父、父親、伯父都是科第出身。但李伯元的思想要比前輩們開放得多，寫小說罵官場罵膩瞭，李伯元辦起瞭報紙。

　　光緒二十二年（1896年），李伯元創辦《遊戲報》，他在《遊戲報。告白》中公開宣稱：“上自列邦政治，下逮風土人情……無義不包，有體皆備。”李伯元說到做到，首創在報紙上開花榜、捧妓女的風氣，使得《遊戲報》在上海各界廣受歡迎，銷量一路飆升，李伯元自己也得到瞭“小報鼻祖”、“騷壇盟主”、“花界提調”等等褒貶不一的聲名，名噪一時。

　　1897年，李伯元親自制定《遊戲報》花榜的“凡例六條”，即妓女評花榜活動的選舉標準，如：一、統申江而論，隸樂籍者凡三千餘人。萬紫千紅，詎能遍閱？此次花榜，悉憑薦書多寡為定，益復參以輿論，以昭平允。二、定一甲三人，二甲三十人，其餘悉置三甲。滄海遺珠，知不能免，掛一漏十，閱者諒焉。三、如曹夢蘭、陸蘭芬、花翠琴、花玉田、謝湘娥等，或久飲香名，或早樹艷幟，或華年已去，或身份自高，似不必再與群芳爭勝，故不錄入等等。

　　由此可見，花榜分色藝兩項，劃為一甲、二甲、三甲，不用動筆，不用交卷，但仍然需要打分，亦還在模仿科舉考試，有區別的是采用瞭投票選舉的形式，由報紙來主辦。

　　花榜選舉的票，當時不叫“票”，很文雅地被叫作“薦書”，一份薦書算一票，以票數的多寡分勝負。不管得票多寡，隻要進入一、二、三甲，其大名及其住所都會黑字白字地被刊登在報紙上。有瞭名就有利，進入三鼎甲的美女，將來自然少不瞭捧場的人。

　　李伯元《遊戲報》的花榜評選活動從1897年夏開始之後，每年皆會評選四次，據說最有含金量的是當年的首次選舉。1897年夏的第一次選舉，看熱鬧的多，投票者少，據說狀元僅得九票，榜眼和探花，各得七票。而且寥寥幾人中，還有外國人，有一個叫雅脫的美國人也參與瞭這次投票，但雅脫認為醜的排前，美的落瞭後，因而特意寫信抗議，要求更正。

　　這回可是按你們西方國傢的“民主原則”原則來辦事的，所以雅脫老兄你就別開玩笑瞭，更改，那是門都沒有的事，要怪隻能怪你的審美觀跟我們中國人太不相同。

　　有關中國最早的美女經濟自然還有很多的趣話，《歷史的空白處》一書有文說：花榜高第雖然一不能做官，二沒有獎品，但所得到的好處也是明顯的。發榜之時，報上在每個人的名字後面，都註明瞭住所，而且開列瞭些贊詞，據說這些贊詞都來自於薦書，名次越是靠前，贊詞就越長。贊詞的話有長短，可肉麻程度卻差不多，比人則非西施即王嬙，喻物則非花即月，什麼“清若白梅”，什麼“與月爭妍”，連最後兩名，也是“身材俏麗”和“琪樹瓊花”（從後來流傳下來當時的照片看，這些當年被吹成羞花閉月的美人，大多面容平板，目光呆滯，以今日之眼光觀之，一點都不美）。

　　發榜之後，不僅榜上有名，尤其是名次靠前的名花們以後生意興隆，收入驟增，就連寫薦書的秀才們，也因其文辭的艷麗，因此多瞭些在報上露臉的機會，可以多收點潤筆。

　　當然，得到好處最多的是發起活動的報紙，銷路增，廣告來，評一次花榜，怎麼也吃上幾個月。事實上，隨著花榜的評選，相關的各行各業都得到瞭拉動。當時中國的照相業剛剛起步，正是由於花榜後來上瞭妓女的玉照，最終吊起瞭大傢閨秀和小傢碧玉的胃口，得以蒸蒸日上。而妓女的服裝，由於報上的宣傳，而被廣大的良傢婦女所效法，因而服裝裁剪業也發達起來。報刊也因為美女的玉照一天天多起來，由妓女而女學生而名媛閨秀，日益興旺發達，迎來瞭中國傳媒業的第一個春天。其他被拉動的產業，估計還會有，篇幅有限，就不一一列舉瞭。

　　說起來也神奇，雖然，娼業在中國古代早已算一個行業，但真正轉變為美女經濟，應當屬為晚清時候妓女評花榜活動的興起。因為妓女評花榜活動的影響力實在太巨大瞭，民俗學者張耀銘在《娼妓的歷史》一書中剖析說，近現代上海娼妓業日盛一日，嫖界捧妓之風也極盛，其開花榜的規模之大、形式之多、次數之頻，可謂首屈一指，冠絕全國。

　　此實，自李伯元在《遊戲報》舉辦妓女評花榜活動之後，到1917年到1920年，上海花榜的場面和規模達到瞭登峰造極的地步。不僅僅是報社舉辦評花榜活動，遊戲場所也參與其中，兩者共同主持花選，花選的優勝者由嫖客投票選舉產生。

　　1917年，新世界遊戲場甚至別出心裁地創辦過一次群芳選舉大會，特意聘請瞭《新世界報》總編輯奚燕子為大會主任。選舉仿效民初的民國選舉制度，由遊客和嫖客購買選票，一票售價一元，選票上需填寫妓*女所在妓院地址及妓女優點。此次入選妓*女達210餘人。花榜選舉，此後欣欣向榮地綿延瞭幾十年。